人物简介

　　郑儒永院士

　　中国著名真菌学家，1931年生于中国香港，父亲是我国著名金融家、银行家郑铁如先生；1953年大学毕业分配至中科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历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真菌协会亚洲国家发展真菌学委员副主席等职务。现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

　　黄河研究员

　　郑儒永院士的老伴黄河研究员，出生于1929年，福建永安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农艺系，后进入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学习。毕业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参与筹建中科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师从林传光教授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主要科研领域为马铃薯晚疫病研究，后期参加毛霉组的生理生化分类研究。黄河先生与郑院士一样，同为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资深科学家，如今已有90岁高龄。

图1 郑儒永院士 中国著名真菌学家

　　“国家培养了我，中科院培养了我，我要为国家再作一点贡献。”

　　4月2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两位耄耋老人让在场所有人为之动容。88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郑儒永院士和老伴黄河研究员，将毕生积蓄150万元捐献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永久性“郑儒永黄河奖学金”，用于激励青年学子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负时光，努力向上。

图2 捐赠仪式

　　心思沉静，潜心做分类研究

　　郑儒永1931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父亲是我国著名金融家、银行家郑铁如先生。1953大学毕业的郑儒永，放弃了出国机会，选择服从学校分配至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中科院微生物所前身）工作。这个在别人眼里很“傻”的决定，郑儒永却有自己的考虑：“人不能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觉得应该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总觉得在刚刚解放、国家最需要建设人才的时候出国像个逃兵跑掉一样。”

图3 郑儒永院士结婚照

图4 1953年郑儒永到中国科学院入职报到留念

　　郑儒永师从北京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主任兼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戴芳澜。戴芳澜教授是我国真菌学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创建人之一。不过一开始，戴芳澜并未让郑儒永在科研上崭露头角，而是直接把她安排在标本室工作。

图5 1953年郑儒永（左）与戴芳澜在实验室

　　标本室里保存着从清华大学农学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几个单位整合而来的重要标本，这些标本包装不一，有的用盒子装、有的用口袋装，有的大、有的小，为了便于科研，要进行统一。郑儒永的工作就是给这些重要标本打标签、贴标签、重新包装。她还记得，那时候没有中文打字机，每一份标本说明都要手写，自己设计标本的包装，给它们“穿上同样的衣服，一点一点规整，一点一点完成”。

　　22岁出头的她，风华正茂，加之父母远在香港无法随意探亲，她几乎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她将包括节假日在内的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学专业、学外语、查资料、看文献，有时候泡在标本室里，埋下头去，再抬头已然夜幕初上。就这样，郑儒永在标本室一待就是4年。

图6 年轻时期的郑儒永

　　那4年，不管是整理近万个真菌标本，还是处理全室与课题外群众的书信往来，这些在别人眼中最单调、最“低级”的工作，却让她有了更多“充电”的机会。

　　这是心思沉静的四年，这是扎实积淀的四年。在这四年里，郑儒永在科研这片沃土里，扎下了很深很深的根，外人也许看不到她的成长，但是当破土而出的那一天，便是厚积薄发的开始。有了这深厚的积淀，她能够比别人走得更远，也有更加充沛的动力，攀登上别人不可企及的科学高峰。

　　迎难而上，选择毛霉目

　　戴芳澜老师培养学生自有一套，他不教学生解决研究课题的具体问题，而是要求学生看大量的文献，跟课题没有关系的文献也要看，不断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要求学生对学科的认识要广。他指导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启发式，让学生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贯通。

　　经过长达四年零十个月的考察，郑儒永终于得到治学严谨的戴先生的认可，同意她离开标本自己选题做真菌学研究。经过多方了解，她最终选择毛霉目作为研究选题。毛霉目虽然具有较大经济重要性，很值得研究，但其研究难度之大是众所周知。因毛霉目真菌的变异性大，交叉性状多，不少属种遗留有大量难以解决的分类学问题，国际上尚未建立起令人满意的分类系统。

图7 1953年，戴芳澜先生和真菌植病室人员摄于罗道庄原北京农业大学（前排左三为郑儒永）

　　在晚年的采访中，提及当年选择毛霉的情况，郑儒永依然记忆犹新：“我当时也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我就问戴先生，什么菌最难啊？戴先生说你一做就做最难的？我要做最难的，最容易的没意思的，我就是要做最难的。别人没做，或者做过的人不一定问题解决得很好，我才有余地做啊，戴先生说你还挺有自信的，你还挺大胆的。我说对，我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我一定给你争气，我不丢你的人，给你丢脸。”

　　郑儒永通过不懈努力，加之此前中国做毛霉目分类的人较少，很快就取得了进展。除了发现了一些新种外，在一些分类问题上也逐步有了一些结果。但向戴先生汇报时，总是被告知“放一放再说，不要急于发表”。戴先生治学极为严谨，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是对于发表论文和著作。他认为，写意义不大的文章浪费纸张，工作不深入或甚至有错的文章是害人，因此文章不在多而在质量，而且文章绝对不能草率投稿，必须再三修改，直到找不出问题。因而，在戴先生的指导下，她的第一篇论文于工作十年后发表，整个科研生涯发表的文章数量上并非特别多，但是每一篇都是质量极高的精品。

　　奉献不止，让中国真菌学享誉世界

　　在戴先生的指导下，加上自我不断用功苦读，郑儒永的学术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57年，郑儒永被聘任为中科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兼真菌室业务秘书，短时间内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植物病害与真菌标本的采集、制作、保管和邮递》。随后，又与王云章、陆定安、姜广正、余茂效合译A.H.拉依洛原著《镰刀菌》，与戴芳谰、相望年、郑儒永合编《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此两本书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郑儒永未放松学习和科研，她在工作之余认真学习日语，在戴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中国毛霉目的分类》和《中国小煤真菌科的分类》的部分编写工作，同时将英文版《中国的真菌》全部翻译成中文。

　　1973年，戴芳澜先生病逝，郑儒永在极其悲痛之余，用一己之力，担起整理戴先生遗著的重任。她认真梳理毛霉目的相关资料，严格核查，将中国毛霉目已知种类总结到戴芳澜所写的英文版《中国真菌总汇》内。在“五七”干校时，郑儒永依然坚持每天阅读文献，编写了《真菌名词与名称》半数以上的名词条目并审订了全部名词条目。

　　1977年，郑儒永关于白粉菌属（Erysiphe）的研究结出累累硕果，接连发表多篇重量级研究论文，并于第二年作为“中阿文化交流协定项目”的组长，赴阿尔及利亚讲学和帮助建立微生物实验室。

图8 1977年郑儒永（二排左四）出席全国藓类志、地衣志、真菌志会议时与参会同行合影

图9 1978年作为“中阿文化交流协定项目”组长赴阿尔及利亚，左二为郑儒永

　　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郑儒永在白粉菌属的研究方面累计发表了十几篇重要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白粉菌各个属的分类研究中，从种的界限的确定、命名法规的处理以及有关订正研究中，郑儒永均起到重要作用。她对过去国内有关本属白粉菌的标本资料进行全面的整理鉴定订正，最后确定白粉菌属真菌，在我国33科103属226种和变种的寄主植物上共有52种和5变种，其中新种22个，新变种4个，新组合5个。

　　1987年郑儒永主编完成《中国真菌志-白粉菌目》，成为国际公认的白粉菌目检索书。在分类难度很大的毛霉目研究中，她注意将形态特征与生理生化及分子生物学特性相结合，以及将无性型特征与有性型特征相结合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高等植物的内生毛霉、并且首次报道了我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种和新变种。

　　时至今日，郑儒永关于白粉菌科的属级分类系统，仍保持国际领先水平。1999年，郑儒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图10 2018年2月7日第三次向海鹰基金会捐款

　　2012年至2018年，郑院士先后向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三次捐款共30万元，用于贫病脊柱患儿的手术救治。

　　半个多世纪，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走来，用实际行动，感染了每一个科研工作者。他们心中只装了国家和科研，为国家奉献了一生，为科学贡献了全部的力量，不求任何回报，在耄耋之年，心里想的，仍然是如何再为国家贡献一点余热，如何把自己化成一片春泥，倾尽全力，哺育春禾满园。

　　鹤鸣清悠，安泰颐康，高风亮节，长远流芳。

本文综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科学家微信公号、央视网新闻、新京报、中国科学报整理，编辑：张伟静